《健康報》報道：一位白血病患者已經花了50多萬元進行各種治療，但幾年下來他的病并未好轉。曾經是家庭頂梁柱的他，被“血癌”折磨得面色蠟黃。他無力地對記者說：“我們得不起癌。為了治好我的病，家里把房子都賣了，還欠下一屁股債，一個家就這樣被拖垮了。早知道花這么多錢也好不了，我就在家等死了。” 癌癥病人醫療費用的昂 貴是出了名的：某報社職工患乳腺癌住院兩周就花去2.5萬元，其中有1萬多元是花在使用胸腺肽類免疫制劑上；某食道癌患者住院手術、治療花費20多萬元，術后沒多久即因癌細胞轉移而死亡；一位患多發性腦腫瘤的孩子接受伽馬刀治療，花去數萬元后，不久死于癌細胞轉移，而另一家醫院的醫生告訴孩子的家長，伽馬刀不適于治療多發性腦腫瘤。 誰都知道癌癥的嚴重性。為救命，癌癥患者及家屬往往對治療不惜血本，傾其所有；其所在單位出于同情也常常在醫藥費報銷等方面網開一面；醫療機構更是心照不宣：“癌癥病人的錢好賺。”但是，在病人為救命而付出高昂代價的背后，又有多少錢是該花的，多少是可花可不花的，多少是病人為醫院的過度醫療而埋單了呢？
檢查像漫天撒網
我國某著名腫瘤專家感慨地說：“腫瘤本來就是一種難治的病，病人花費巨大，怎么也得花個幾萬元到數十萬元，但現在的問題是有不少醫生乘人之危，為經濟利益人為地加重病人的負擔。可以說，對腫瘤的治療越來越趨于過度，真是到了該規范的時候了！” 腫瘤病人踏進醫院，對他“荷包”的第一個“考驗”是檢查項目，要確定腫瘤的性質、大小、程度、分期。“在大醫院一般腫瘤病人來了，所有檢查都做一遍，大概得花幾千元吧！”可有必要嗎？教授舉了一個食管癌的例子，一般食管癌的確診只要做個食管鏡，檢查到癌細胞再做個鋇餐透視，攝片查清癌腫的大小、部位及侵入范圍等，以決定能否手術就可以了。當然，如果為了科研亦可進行CT、超聲內窺鏡等檢查。但現在有不少醫院還要求病人再做腫瘤血清標志物檢查等，把本需幾百元就能搞定的事，擴大到上千或幾千元。再比如，正常情況下手術前應根據患者的個體差異，分別選擇做胸、腹、盆腔的CT及B超、胸片檢查等，而不是一律上一遍“全活兒”。用一些醫生的話來說是“不能讓一個癌細胞漏網”，“我按醫療規范行事，免得事后惹麻煩”。醫生可能安全了，又給醫院創了效益，但這對病人意味著什么？患胃癌的農民韓大爺說：“還沒治病呢，就先花了快一半的積蓄！” 另有業內人士悄悄透露：“現在治腫瘤貴得離譜是與經濟掛鉤呢！如介紹一個病人做伽馬刀，醫生就能得2000元的‘好處費’！”更有人認為：“哪種治療沒有‘回扣’？而且越是貴的，回扣越高！不是醫生直接獲利，就是通過醫院或科室間接獲利。”
治療如同“五虎套羊陣”
教授說了一件至今令他難以忘懷的事：他所認識的一位年輕護士患了結腸癌，已經多部位轉移，不再是手術的適應癥了，但仍被進行了結腸切除。術后不久癌細胞轉移到小腸，又切小腸，不久又轉移到胃部，再行胃切除。他見到這位護士時，人已瘦得皮包骨頭，每天只能靠靜脈輸入全營養液維持，最后一次手術后，她僅僅又活了3個月。她那微弱的“教授，請救救我”的聲音，至今仍在邵教授耳畔縈繞。“這樣的晚期癌癥病人，癌細胞已經廣泛擴散，根本不應再做手術，手術只會讓他們的生活質量下降，生存期更短。可現在，雖然有些晚期癌癥病人已不是手術適應癥，但仍被施以手術治療。”教授感慨道：“現在的癌癥治療很亂，特別是不正規的醫院，簡直就是‘五虎套羊陣’，十八般兵器全上，有些本身就已非常虛弱的病人，已不是死于癌癥，而是死于過度治療。” 目前現代醫學所公認的癌癥治療，有效手段包括手術、放療、化療等。正是由于每一種療法在殺滅癌細胞的同時都對人體有較大的損傷，因此每一種療法都有其適應癥和禁忌癥。但是，在現實中這些原則并未被醫務人員廣泛重視和認真執行，無論是癌癥手術的擴大化，或是放療適應癥的擴大、劑量的增加，還是化療藥物濫用等，不僅造成了衛生資源的浪費，而且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并且損害了患者的健康，甚至危及到他們的生命。 不成熟的療法也“分一杯羹”
教授曾多次在學術會議上問他遍布全國的同行們：“大家憑良心說，免疫療法抗癌用了這么些年，有效嗎？”經過一番沉默之后，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還在研究之中。”其言外之音外行人也能猜出一二。但是，這一還在研究之中的療法卻讓腫瘤病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干擾素、日達仙等免疫制劑無不是數百元、近千元一支，病人咬牙用上一個月，根本不見效果。然而這些病人消受不起的“盛宴”卻在臨床大量應用。 最讓教授等專家憂心忡忡的是伽馬刀、光子刀、超聲刀等新技術的超范圍治癌，以及其“最先進技術”的“光環”對病人產生的誤導。“這些技術其實只適合于局部治療，而且是原發的、單發的腫瘤，適應癥非常有限，病人做一次就得花1萬多元，效果并不好。現在這些技術有被神話、擴大化的趨勢，病人多花錢不說，還有不少人因此延誤了治療時機。” 那么，腫瘤治療能否少花錢同樣解決問題呢？“能！關鍵是要診斷明確、合理用藥、綜合治療。要做到適時、適度、適量，根據病種、病期、個體差異進行施治。比如我院長期以來以中醫中藥為主、西藥適度抗癌相結合的全方位綜合療法，患者不僅花錢少、生活質量高、生存時間長，而且客觀療效較高，費用要比一般大醫院低得多。” 腫瘤治療非常復雜需要不斷地探索，也存在著學術上的分歧，可以說在找到科學的抗癌之路之前，有些“學費”是不能不交的。但是，作為醫生，必須出于公心和對病人的仁愛之心，千萬別讓“孔方兄”左右了取舍，玷污了醫生的這份神圣。
1，經濟利益促使 醫師認知缺陷
過度治療是醫師強加在患者身上、治療上不需要或不適當的手段。原因有兩個：一是市場經濟利益促使；二是醫師認知上的缺陷。
在腫瘤科，腫瘤患者被過度治療是常見的，由于腫瘤疾病比較難治，所以外科強調擴大手術，放療主張放大治療野等。 前些日子我出門診時發現，有位甲狀腺腫瘤患者在北京某診所治療時，醫生給他用爭光霉素，患者為此花了8000元，但治療后病情如故。大約有點腫瘤治療知識的醫師都知道，化學藥物對甲狀腺腫瘤無根治療效，而且有害。而這位開化療藥物的醫師，不是無知就是錢迷心竅。 還有一次，門診來了一個舌癌患者，已在北京某口腔醫院做過手術。檢查時發現患者半舌被切除，又用前臂皮瓣修復。患者術后傷口愈合很好，但是其訴說口腔功能不佳，而且頸部淋巴結腫大。患者說，手術前病變約1厘米，屬于T1病變。對于這樣早期的病變根本不用修復，手術或放療均可。近年來頭頸外科醫師熱衷于手術后修復，有治療上需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對不需要修復的病人，醫師勸說他接受修復手術，表面上是治療的需要，潛在的因素是有機會提高技術，增加收入。 再比如鼻咽癌，目前有效的治療為放療。有些耳鼻喉科醫師以現有治療手段不滿意為前提，提出要先手術，再加放療。實際上這樣的建議沒有科學根據。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內已經有不少耳鼻咽喉科醫師對鼻咽癌患者先手術切除，再轉放療科治療，但到目前為止，見諸文獻報告的已經有上百例，卻沒有一篇報告有科學的生存率結果。 再以甲狀腺疾病為例，國外有人不負責任的為病人做甲狀腺全切除術。國內也有醫院盲目引進了這一做法。對這些外科醫師來說，治療甲狀腺疾病比較容易，不用鑒別診斷，把甲狀腺全部切除就行。國外（美國、澳大利亞）就有不少婦科醫師主張婦科疾病一律將子宮切除，這也是一類。 外科醫師熱衷于手術，不研究手術后結果，說明他們對提高患者生存率不感興趣，這樣做實際上是不符合循證醫學原則的。 腫瘤臨床的過度治療還表現為醫師亂用化療。患者一到非腫瘤專科診所，第一處方開的就是化療藥物。因為化療來錢快，一個療程少則幾千元，多則上萬元。患者受罪，醫師、醫院收益。 以上很多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我國沒有專科醫師準入制度，如果有準入制度，這些“添病”的處方就是非法的。另一方面是醫療系統領導上失職或是不作為所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學科技有了不少進步，但是缺乏有效的管理，致使臨床上出現醫師常常不根據規范對病人進行治療，卻很少有人過問醫師對患者治療的過失。
2，醫師和病人的行為導向有問題
衛生經濟學認為，不必需的醫療費用急遽增加的根本原因是醫師和病人的行為導向有問題。解決醫師和病人的行為導向，解決醫院院長的行為導向，衛生局長的行為導向，是控制醫療費用不必需增長的惟一根本對策。
我們知道，目前國內化療的總有效率僅20％，僅對少數幾種癌癥有效，多數無效，屬于輔助治療，不能根治癌癥，而且，毒副作用巨大，對身體的損害也很大，所以，化療要適可而止，見好就收，要避免對身體造成嚴重的損害，給以后的治療造成麻煩。對廣大的普通患者來說，癌癥的治療應該以中醫為主，西醫為輔，因為手術和化療畢竟是暫時和短暫的，而中醫的治療要持續多年，以上，是我們結合多年的臨床經驗提出的建議，如能做到，則我國癌癥的治愈率會進一步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