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內外環境迥異如果把整個人體看成是內環境，那它就有個適應外環境的問題。

人體必須適應外環境的變化，比如天冷了加幾件衣服，天熱了脫幾件衣服，反其道而行之，就會有害健康，就會生病，甚至威脅到生命。科學對外環境的研究比較透徹，但醫學需要研究人體內環境與外環境的適應條件和怎樣提高這種適應能力的方法。問題是現在外環境變化太快，太劇烈，有時讓人類適應不了或來不及適應。比如汶川地震剛過去，海嘯來了；SARS剛過去，禽流感來了。北京的霧霾，一年280多天超標，那還是參照中國的標準，如果參照美國的標準，那幾乎天天超標。地球或外環境的急劇頻繁變化，已經讓人類適應不了或難以適應了。現在1/5的育齡婦女該生生不出來，到醫院去查，輸卵管通、激素正常、丈夫還經常在家，她就是生不出來嘛。有人說是人工養殖的鱔魚吃多了，可有些夫婦就從來不吃鱔魚啊。還有1/5的人不該死的死了，就是說目前腫瘤的死因全球已達23%，特別是青壯年的腫瘤發生率在急驟增高，過早因腫瘤而死亡。1/5該生生不出來，1/5不該死的死了，這個比例如果還要擴大，那對人類將是什么威脅，那時可能就不堵車了。因此，我們不僅要用科學的方法研究自然界的變化，還必須從醫學的角度研究人類的進化。就目前的水平而言，科學多是通過單細胞生物來研究其對外環境的適應，其所得結果對醫學僅為參考。因為單細胞生物簡單，活的看不見，死了也不知道。而人體是多細胞生物，是由數十億細胞組成的個體。因此，從受精卵這樣的單個細胞或從整體獲得的單個細胞（如腫瘤細胞）中觀察到的其對外環境的適應情況難以反映或根本不能代表整體的實際狀況。我在這里必須強調能幫助人體適應外環境的中間體，它們和人體共同進化（co-evolution）、共同適應（co-adaption）、相互間誰也離不開誰（co-dependent）。它們就是存在于人體胃腸道、泌尿生殖道、口腔、呼吸道乃至皮膚上的微生物。

四，結構并非功能科學研究多從物質結構開始，喜歡刨根究底，一定要把結構搞清楚。

 但對于醫學而言，如果發現了功能，實在搞不清楚結構也不打緊，把病治好就行，能治病就行。天下結構那么多，你研究得完嗎？聽說過去有一個人叫費希爾，他是一個私生子，絕頂聰明，但不知父親是誰，名字中沒有父姓于是很短。他從事生物化學結構研究，研究出來一個結構就加到自己名字后面，最后名字成了61個音節，一頁紙都寫不下他的名字。有一次大雪封山，他回不了家，找一小店敲門投宿。人家問之，答曰借宿，問其姓名，才答一半，房主說你走吧，我們沒那么多房間。這是戲劇性笑話，結構研究多了，不一定有用處。在人體內，也有大量的結構，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游離的，正像體外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那樣，體內結構鑲嵌互為影像。比如酶與底物、受體與配體、抗原和抗體、密碼子和反密碼子??但體內的結構與體外既相同又很不相同。科學家設法在體外合成體內的結構，但最終難以達到體內的結果，因為人體內的結構非常精細精密，難以模仿；另外，在體外合成時常出現手性物質，或左旋右旋，互為副產品，常兼副作用，這在體內是絕對不存在的，否則生命活動就雜亂無章，最終導致生命停止。結構是否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構型及其變化。在人體，一是常有同分異構。

一種結構好比主構，可以發生非常細微的變化形成若干亞型或稱亞構，如α、β、γ等，亞構中有些會增強主構的作用，有些會抑制主構的作用，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維持穩態，維持生命的存在。形象一點，主構好比父親，通常還有很多長得跟父親差不多的叔叔或姑姑，那要這些叔叔姑姑干啥呢？如果父親太弱勢，叔叔會幫忙，如果父親太強勢，姑姑會去勸架，這樣全家都能和諧相處。

二是常有同構異功，比如糖皮質激素，既有抗炎、抗休克，還有調節免疫等20余種作用，很像一把鑰匙能開幾把鎖或幾十把鎖。

三是常有同功異構，比如胰高血糖素、腎上腺素、糖皮質激素、生長激素都有升高血糖的功能，很像一把鎖能被幾把鑰匙打開。在生物體中，結構的構型還會出現動態變化，大到器官小到分子，但科學家和醫學家對其變化的認識則是不同的。比如心臟的收縮或舒張、胃的收縮或擴張，做功的是在收縮還是在舒張時呢？醫生認為是收縮在做功，比如心臟收縮射血。而科學家認為是舒張在做功，因為橡皮筋拉長需要做功，回縮則不需做功。其實在人體內，收縮舒張都在做功，這與細胞和分子的剛性運動和柔性運動是相一致的。除此之外，人體還具有自組織能力，哪里缺了一塊，機體會想方設法將其填補起來，在體外則不是這樣的。科學研究的物質常常是處于閉合狀態的非生命體，而醫學研究的則是處于開放狀態的生命體。

五，局部之合不是整體科學研究通常認為局部之和等于整體。

醫學注重局部的研究，但更強調整體的特殊功能，意即生命，因為各局部功能的相加并不等于整體就有生命的出現和存在。科學認識的局部，不管怎么剖分，最后相加都等于整體，但這個整體未必都有生命；相反，隨著整體的無限剖分，盡管每一分部或局部都還存在，但生命必將完結和消失。臨床上也是這樣，過多關注局部而忽視整體，必將影響生命，必將得不償失，必將事與愿違。最近，全國眼科學會主委、同仁醫院眼科專家王寧利教授寫了一本書，叫《整合眼科學》（Holistic Integrative Ophthalmology），這本書的內容不以眼科為主，很多章節也不是眼科醫生寫的，而是內分泌、呼吸、消化等學科的醫生寫的，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其實只有15%左右的眼科疾病是由眼局部的異常引起的，其余85%則是由眼以外的全身異常所致，眼部異常只是全身疾病在局部的表現。因此，眼科醫生如果只注重眼部異常的治療，那就是只用自己15%的能力在治100%的疾病，其中85%是錯的，或者是只治了標，而未治本，越治越壞，從而耽誤病人治愈的機會。這種情況在人體疾病中非常常見。在人體，系統與系統、器官與器官、細胞與細胞是相互聯系的，共同維系整體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續，這不僅表現在解剖學的結構上，還表現在生理學的功能上。比如消化系統，過去我們只有肝膽病學，但沒有肝腸病學、肝腎病學、肝心病學、肝肺病學、肝胃病學、肝胰病學??我們早就知道肝腦涂地、醒肝明目、肝胃不和、肝膽相照、肝腸寸斷，但誰去研究過呢。最近發現，肝硬化晚期患者主要死于肝肺綜合征，國際上相關論文已達兩萬多篇，光綜述就有4000多篇，但卻沒有多少人去關注。現在整合肝腸病學出來了，整合肝肺病學、整合肝腎病學也很快會出來，必將引起整合肝病學的一次劃時代的發展。所以，我們在關注局部變化時，一定要想到整體的需要及與整體的聯系，關注局部是為了整體，而關注整體才是為了生命。

六，微觀難以代表宏觀科學關注微觀，凡事刨根究底，認為細微之處見真理。

醫學也強調微觀，但是，凡事都應該有個度，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層次中存在或發揮功能或作用的，過粗過細都非事物的獨立存在形式。用近100年來腫瘤研究的過程和結果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總體來講，全世界近100年來對腫瘤的研究是一個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是一個從整體-器官-組織-細胞-分子的過程，特別是近20?30年來，全世界的研究都集中在分子層面，但最終成果只是用難以計數的錢發表了難以計數的論文，發現了難以計數的分子（包括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可腫瘤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卻幾乎沒有下降，有些腫瘤的發病率甚至還在陡然升高，比如肺癌、結腸癌等。全世界腫瘤五年生存率的確比過去高一些，這主要與先進的儀器設備，比如內鏡等的引入來開展早診早治有關，但人們對腫瘤本質的認識和對其發生率的干預還十分有限。

就拿被學界吹得神乎其神的靶向治療來說，其實也就能平均延長病人兩個多月的存活時間，但要花那么多的錢，一般病人很難承受。

何況，如果在生活和醫療上精心照護，不需什么靶向治療，很多病人都可能多活兩個月，說不定是四個月呢！究其原因還是沒有找到腫瘤的本質，研究中存在方向上的誤區。腫瘤本應是一個細胞病，非常簡單的判別方法是有某種腫瘤細胞就會有某種腫瘤，有某種腫瘤就一定有某種腫瘤細胞。但對分子就不是了，我們絕對不能說有哪種分子就一定有腫瘤，更不能說有腫瘤就一定有哪種分子。就拿胃癌的研究來說，文獻報道與其有關的分子達數百種，但這些分子中究竟哪個更好，難以說清，因為有些胃癌有這些分子，但有這些分子不一定都有胃癌，而有些胃癌根本就沒有這些分子。所以，我有幾句悲情的詩作感慨：“分子復分子，分子何其多，哪個更管用，誰也不好說。”當然，我們也不能一概否定分子研究的成果，畢竟我們還要給自己留點面子，不過總得去分析一下失敗的原因。正如前述，一個分子在體內的作用是受全身調控的，同樣是一個細胞在體內增生，有的（比如生殖細胞）歷經十個月形成一個個體，產生了一個生命；有的（比如癌細胞）歷經十個月形成了一個瘤體，破壞了一個生命。其顯著的特征是前者的增生可控，一到十月就排出體外，而后者的增生不可控，到了十月還排不了。人體對這種增生的調控是整體的行為而絕非一個分子的作用。兩個分子之間的調控是一條線，用科學方法在實驗中發現了這條線或者通路是個了不起的事情，有可能是一個世界性的事件，可以在頂尖雜志發表論文，還可以認為是解決了一個了不起的難題。但是，整體調控還在進行，若干根線與線的調控形成一塊板，若干塊板間的調控形成一個立體。再回頭看先前兩個分子間調控的那一項重大的科學發現，如果將其放到醫學所要求的立體調控去衡量那就失去了重大意義，甚至不值一提了。這就是我們每年評出的多少重大科技新聞，后來在醫學上并沒有多大價值的緣故。形象點說，我們在腫瘤上發現的那些成千上萬的分子就像一棵樹的成千上萬條根，每個研究者都工作在自己所屬的那個小根上，都認為沒有自己這個小根大樹活不成，其實你把這個小根砍掉，樹依然會存活。當然了，你把腫瘤全部的根砍掉，腫瘤肯定活不成，但人也死了嘛！這有點像我們通過照片認識華山和黃山，大家一下就可以看出來是哪座山，除非你沒有去過。但有人想要通過研究組成華山的沙子來認識華山，并比較其與黃山的不同，結果發現華山的沙子與黃山沒有多大差別，甚至一樣，即便有不一樣，你研究它干啥，納稅人的錢該那么用嗎？針對腫瘤的研究現狀，我又寫了幾句詩，前兩句是抄的，是古人寫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是古人認山的方法學；“不識華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沙子中”，這是現代人認山的方法學及其造成的結果。那么，現代人認識腫瘤又是怎么樣的呢？醫生是“橫看成團側成峰，大小分布都不同”，一下就認出來了；而搞科學的則是另一種態度，游弋在微觀水平，最后的結果是“不識腫瘤真面目，只緣身在分子中”。

七，靜態與動態有別科學通常是觀察靜態的事物或習慣于靜態地觀察事物，所得結果不僅一成不變，且放之四海而皆準。

觀察靜態事物，要么有要么沒有，只有100%和0%的結果才是正確的。醫學則是動態地觀察人體或觀察處于動態（或活）的人體，所得結果常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它追求的是100%與0%間的可能性或者可信性，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現。比如中醫的金木水火土五大因素相生相克，若相克為主，病人死亡；若相生為主，病人康復。比如疾病譜的轉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臨床上死亡主要以傳染病為主，到了七八十年代，則以心腦血管病為主，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則以腫瘤占了上風。對于醫學上的這種動態變化，不同的人對其認識不同，比如在臨床上病人家屬經常問醫生，病人的病是否能治好，能治就治，哪怕傾家蕩產，如果不能治，那就不治了，免得勞民傷財，人財兩空。醫生的回答通常是如果不發生什么情況病人可以治，如果發生什么情況病人可能會死。多數病人家屬不得其解，認為醫生是在忽悠他們，甚至是不負責任、在逃避責任，有的還會引起醫療糾紛。細究起來，兩者都沒有錯，病人家屬是在用科學的思維詢問科學問題，期望回答Yes或No；而醫生是在用醫學的思維回答醫學問題，他們回答的是一種可能性。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武漢說過一句話叫“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對社會學是正確的，對科學也正確；過了幾十年，鄧小平同志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對科學是正確的，對社會學也正確。對醫學呢，兩位偉人的話都有重要指導意義，但由于醫學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試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檢驗實踐的標準又是什么呢？恐怕要加一句，“檢驗實踐要靠時間，時間是檢驗實踐的標準之一。”比如應用某種抗生素治療急性腹瀉，一治就好，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三個月以后由于應用這種抗生素引起再生障礙性貧血，病人死了，這時就說明時間是檢驗實踐的標準之一。因此，對于醫學和醫生，我們在何時何地對任何人都不能用唯一、最好、獨一無二這樣的詞語。醫學研究的是動態事物，動態事物既可能生而復死，也可能起死回生。（待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