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樊代明院士最近寫的一篇文章，詳細的論述了西醫治療腫瘤的基本原理，費用高但療效卻不好，其中原因何在？這篇文章提醒廣大腫瘤患者，不要迷信西醫，樊代明院士在文章中說：“就拿被學界吹得神乎其神的靶向治療來說，其實也就能平均延長病人兩個多月的存活時間，但要花那么多的錢，一般病人很難承受。何況，如果在生活和醫療上精心照護，不需什么靶向治療，很多病人都可能多活兩個月，說不定是四個月呢！究其原因還是沒有找到腫瘤的本質，研究中存在方向上的誤區”。治療腫瘤一定要中西醫結合，不要錯過中醫藥治療的機會，確診后，手術化療后及時的進行中醫藥治療可以大大提高治愈率。
樊代明，中國工程院院士、副院長，美國醫學科學院院士，第四軍醫大學原校長，中華消化學會原主任委員。西京消化病醫院院長，腫瘤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國家藥物臨床試驗機構主任，國家教育部首批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科技獎勵委員會委員，2013年世界消化病大會主席。目前擔任中國抗癌協會副理事長、亞太消化學會副主席、世界消化學會常務理事兼科學計劃委員會主席等學術職務。
【摘要】現代人認識腫瘤又是怎么樣的呢？醫生是“橫看成團側成峰，大小分布都不同”，一下就認出來了；而搞科學的則是另一種態度，游弋在微觀水平，最后的結果是“不識腫瘤真面目，只緣身在分子中”。
2015年3月12日，我在醫學科學報發表了一篇長文《醫學與科學：究竟是何關系？》（點擊閱讀：【院士講堂】樊代明：中醫、西醫南轅北轍，并不奇怪），從17個方面闡述了醫學與科學的異同，并應邀在多所大學以及國內外學術會議上作了專題報告，引起強烈反響。其中最集中的意見認為該文過于文言化，建議最好用通俗的語言來寫，于是就有了這篇文章的出籠。
醫學是什么？過去很多說法通常是在闡述醫學是為了什么，答案很明確，醫學是為了維護人類健康。
醫學的本質是什么？這個問題回答起來非常困難。醫學充滿了科學，但又不是單純的科學；它充滿了哲學，但又不是純粹的哲學。如果說科學是具體地觀察世界，哲學是全面地認識世界，那么醫學除了具體地觀察人體和全面地認識人類，還在以其他各種形式，想方設法地呵護、維護直至保護生命。因此，醫學是為維護生命而存在和發展的。
生命是什么？這個問題比醫學本身更難回答。對于生命，科學家強調物質和關注物質，最后的結論是物質不滅。但物質并不能代表生命，固然，沒有物質肯定沒有生命，但更重要的是有物質但不一定有生命。生命是生存與死亡間的博弈，醫學就是要探索這種博弈的過程和機理，并想方設法來幫助人類進行博弈。
從發展歷史看，醫學比科學要早得多，是醫學的發展、積淀或需求催生了科學。科學研究的對象是物，目標是格物致知，它追尋事物的共同性，其結果是100%或0%，是Yes或No，它獲得的結論具有普遍性。而醫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目標是知人扶生，它追尋人體的不同性、可能性或者最大可能性，其結果是在0%與100%之間找可能性。所以在醫學的研究中或臨床的觀察中，常常是Yes中有No，No中有Yes，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白相間。因此，醫學與科學雖有很多相同或很大相同，但也有很多不同或很大不同，具體表現在如下17個方面。
一，個體難以代表群體個體是組成群體的基礎，群體由若干個體組成。
科學研究的個體或稱元素是完全相同或者說相等的，無論是分子還是結晶，其結果肯定是“1+1=2”，個體與群體間的區別只是數量不一，但本質上是可以劃等號的。而醫學則不然，比如一個120斤重的人加上另一個120斤重的人是240斤，“1+1=2”，組成了一個群體或科學群體；那么一個120斤重的人加上另一個130斤重的人就等于250斤，這個“1+1=2”的群體跟前一個群體就是不一樣的。同樣你用240斤和250斤分別除以2，得到的個體也是不一樣的。而這還只關注了體重這個單因素的不同，還需要考慮高矮、男女、老少等多種因素。
有些人搞醫學研究為了講究科學的標準，硬把循證數學引入醫學形成了循證醫學（EBM）的概念，并將其引進了醫學的臨床試驗中，結果出了大問題。EBM對于科學或數學都是沒有問題的，但引入醫學為什么會出大問題呢？
首先在試驗個體選擇上，對于同一種病，比如潰瘍病的病人，都應該將其納入試驗，但這些病人不可能都一致，比如有些病人有其他病，有些病人吃了其他藥等。而EBM為了讓試驗個體一致，就要把這些病人通過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排除，最后只納入少數符合標準的病人。
但是，試驗后的藥物是要應用于所有潰瘍病人的。通過EBM方法進行某種藥品的治療試驗，往往會在100個病人中發現該藥對70%的病人有效，那么這可是個好藥；但對比對照組卻發現，其中30%的病人即使不用這個藥也會自愈，那么這種藥實際就只有40%的有效率。臨床試驗中很多試驗藥都是1/3病人用了有效，1/3病人不用有效，1/3病人用了無效。
那么醫生為何不針對性用藥，免得勞民傷財呢？因為我們不知道哪些病人才是這個藥物的真正適應者，所以EBM試驗得出來的1/3有效率往往會誘導我們100%用藥。而且將科學方法用于醫學研究中的局限性還常常會被騙子利用，他們宣稱不用藥就可以治病，比如對那些不用藥就可以自愈的病人（30%），他們沒用藥，但醫生是用了藥花了錢的，誰對？他對；而對那些用了藥沒效的病人（30%），他沒用藥，但醫生也是用了藥花了錢的，誰強？他強。細算會發現，騙子客觀上就抓住了60%的可能性。
一次我看門診，來了一個晚期肝癌病人，我做體檢時發現他帶了一個××元氣帶。不久后在一次會上，我質問××元氣帶的發明者，批他騙人，他說沒有，我說元氣帶能把晚期肝癌治好嗎？他說你能治好嗎？我說治不好，他說那我跟你一樣。
所以，從事醫學研究一定要處理好個體與群體的關系。從事醫學實踐，醫生一定要考慮到病人群體的異體性、個體的異質性、疾病的異現性，要充分考慮同病不同癥、同病不同害、同病不同果、同藥不同效。
二，體外難以反映體內醫學的服務對象是人。
按理說，用于醫學研究的一切實驗材料應該取自于人體，一切研究結果應該來自于人體，這樣才是最可靠的。但因倫理和人道，我們不能這么做。科學的出現為醫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學，但是科學實驗多數不可能直接在人體內進行，而是通常先在體外或者動物體內進行，得到初步結果后再想法在人體內進行實驗。但是，在人體外包括在動物體內獲得的科學結果，只能作為醫學的參考，不能直接地解釋人體內的現象，更不能武斷地下結論。
我統計了去年（注：2014年）全世界發表的腫瘤研究論文，其中78%的研究是用腫瘤細胞系完成的。但腫瘤細胞通常不能代表在體腫瘤的特性。國外有位學者在同一期頂尖雜志上發表了兩篇論文，可謂了不得。我們醫院請他來做報告，報告完后我對這位專家說你這個結果沒有用。他很生氣，心想我在頂尖雜志上發的論文你怎么能說沒用呢？大家想想，他的陽性結果雖然是在全世界第一個發現的，可只在40%左右的癌細胞系上有表現，而人體腫瘤只有20%左右能在體外培養成為活的細胞系，那你20%中的40%左右那不就是8%嗎？這8%對于腫瘤病人究竟有多少用呢？
在體外不行，那就在體內研究，但腫瘤研究不可能直接在人體內進行，那就在動物體內進行，這樣的研究論文約占9%。但動物一般生命期較短，比如老鼠一般只能活三年，有的還沒長出腫瘤就死了。所以科學工作者就給動物打致癌劑，但用大量致癌劑使老鼠十天半月長出來的腫瘤跟人自然生長的能一樣嗎？于是科學工作者就把人的腫瘤細胞接種到老鼠身上，但有毛的老鼠它不長，因為那不是它們家的東西，統統給排掉了。隨后科學工作者就把人的腫瘤細胞接種到不長毛的裸鼠身上，這樣的研究論文大致占5%。但是很難實現原位接種，比如人的胃癌細胞應該接種到老鼠的胃上，但很難成功。于是科學工作者就把人的胃癌細胞接種到老鼠屁股上，這不把內胚層的胃癌接種到中胚層了嘛！所以上述腫瘤實驗都是“假”的，這里說的“假”不是故意造假，而是脫離事實遠離人體真實狀況的“假象”。我們不能說這樣做的結果完全沒用，但最多只有參考價值，不能過度評價其價值。
當然，也有8%的研究論文采用的是人體腫瘤標本，但人有不同，比如南方人喜歡吃米飯，北方人喜歡吃面條，如果把他們看成一個群體，對從中得到的數據用除法得個百分比，取個平均數，實在不行再取個中位數，再不行加個標準差，劃個范圍，這樣能說明腫瘤的實況嗎？你得到的結果究竟適合南方人還是北方人呢？
包括現在廣泛提倡的生物樣本庫，雖取自人體，但也有一些問題，比如在組織庫積存的腫瘤標本中發現一種分子，陽性率達到80%，于是文章就寫該分子在腫瘤中的陽性率達80%，其實只是在切除標本中的陽性率達80%，而事實上很多腫瘤是切除不了的，比如100個晚期胃癌最多能切掉50?60個。所以，對于此類數據的表述應該是某分子在切除腫瘤標本中的陽性率才對。
研究腫瘤最好是在一個比較固定的群體內進行，比如自然環境、飲食習慣、遺傳背景等相同或相近，這樣就排除了很多不相關因素。我們在陜西發現了一個癌癥村，這個村莊的人數在最近20年從160余人降到了現在的70余人，大部分人死于腫瘤，且死者多為男人。某科學單位去當地抓了一把土，拿回去化驗發現汞多了，于是媒體做了報道，但醫學界不認同，我更不認同。你想想看，這個村祖祖輩輩住到現在，過去不得癌，現在得癌，不是現在才多“汞”，過去也多“汞”；同住一個村，同吃一鍋飯，不僅男人多“汞”，女人也多“汞”??那么多因素存在，你能單說哪個因素是罪魁禍首嗎？這個村前后已去了100多個團隊，想從不同角度研究出病因，但至今未成功。我們研究團隊連續三年為該村村民進行體檢，一旦發現腫瘤就進行手術或其他治療，并保留了全部受檢者的標本，待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水平再進行研究，不然沒多長時間這個群體可能就完全消失了。
體外實驗結果與體內實際情況的差別有多大，我們可以看看用科學方法進行新藥創制的結果。大家知道，在體外發現的10000個有效化合物，真正能有效進入動物體內試驗的僅250個左右，而能進入人體內試驗的僅50個，最后能成為藥品的則只剩一個，這是萬里挑一啊！這個過程要耗費約16億美元，要花約16年時間。
所以，理論上講，一個從事藥學研究的人，從30歲博士畢業后開始研究生涯，到60歲也只能完成兩個化合物的研究。新藥創制歷程始終圍繞著“靶-效”進行，但這種研究新藥的策略有很大問題，特別是對中國工作者有更大問題。目前全世界所用的藥靶只有500多個，而且全是外國人發現的，試想靶是人家的，人家拿著靶，主動權在人家手上，中國人拿槍，人家握靶在那里左右上下不斷搖擺，你瞄得準、打得著嗎？
另外，在這個以靶觀效的過程中，還有兩個重要的取舍標準。第一個是副作用，就是某個藥品雖然有效但如有副作用就得放棄。其實副作用是藥品附帶的一個作用，一種藥品進入人體不光只起一個作用，它在不同時期，對不同個體乃至對不同器官會起不同的作用。而這些作用是正作用還是副作用，取決于科學研究者的判斷或取舍，有時副作用也可以用成正作用，比如“偉哥”就是這樣發明的。第二個是毒副作用，就是某個藥品雖然有效但如有毒副作用那就要堅決放棄。其實是藥三分毒，沒有毒的藥品是沒有的。
現在全世界的新藥創制可以說都不很景氣，分析其根本原因，就是現在我們是在用單純科學的方法研究藥品，那么怎么改變這種現狀，能不能換一種思路，用醫學的方法來研究藥品呢？
1、從沒有藥效中找療效
這句話乍一看有些費解，其含義有兩方面：一方面，有藥效不一定有療效，這在用科學方法研究的藥品中屢屢見到；另一方面，有療效不一定是藥效所為，這在醫學研究中也屢見不鮮。我們習慣了找靶點，但在很多情況下，疾病根本沒有靶點或者說有好多靶點，靶點多了也就等于沒有靶點，只能說明一個大方向或一種狀態。治病是改變一種狀態，而不是找靶點。
比如小時候我媽為我治感冒一是讓我多喝水，二是讓我多蓋幾床被子發汗，她并不知道水和被子針對哪個靶點，但兩個方法都很有效。再比如腦卒中的內科治療沒有多少好辦法，神經內科專家告訴我全世界都是用安慰劑治療腦卒中，治好了是碰巧。不過，最近發現一種中藥提取物——人參皂甙對腦卒中的療效很好，但在局部找不到靶點，它是動員人體的積極因素去止血，這些因素涉及到成百上千的分子、因子，哪一個都很重要。
2、從沒有藥理中找道理
這句話更是費解，有藥理不一定有道理，有道理不一定是藥理。比如基因治療是一項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許可以用來改造世界，甚至創造世界，但是用它來治療人類疾病是非常困難甚至是做不到的。什么是基因，老百姓叫做“根”啊，這是千百萬年形成的，一代一代傳下來，還將一代一代傳下去。“根”是很牢固的，基因這個“根”一是不能改，二是改不了。不僅人類改不了，連植物都改不了，大家都吃過紅富士蘋果吧，那是蘋果樹通過嫁接得來的，但是紅富士結果只有三年，到第四年就結不出紅富士了，因為那不是蘋果樹的“根”。遺傳下來的“根”不能變，也變不了，再說，你真把“根”變了，那把人變成了羊，即便把病治好了，還有什么意思呢？
3、從老藥中找新藥（老藥新用）
目前，全世界都在動員各種力量大力研發新藥，這個想法是很好的，但常常事與愿違。近幾十年，一方面我們正在竭盡全力尋找新藥，另一方面我們已有大量的老藥，無論是中藥和西藥都各有數千種，我不知道最終能否找到從根本上超過它們的藥，但若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那就是這些老藥值不值得、可不可以用以治療新的疾病，或者開發新的適應癥。這些老藥是千百萬年來祖輩自然發現且經過大量人群長期驗證的結果，不僅可信而且可靠。
比如阿司匹林，最早是2000年前人類在一種柳樹皮或根中發現的，當時主要用于解熱鎮痛，直到100年前人們又發現其能治療冠心病而獲得了諾貝爾獎，近十幾年又發現其能防治結腸癌。可這才只發現了阿司匹林對人體心臟、大腸兩個器官的作用，那它對肝臟、肺臟、胰腺、腎臟及其他器官是否也會有作用呢？肯定有的。用它還能治療什么疾病呢？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應該去發掘，說不定會有重大收獲。
再比如中藥黃連素，過去用來治療腹瀉，現在則可以用于治療糖尿病，這從西醫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因為沒看出來它和胰島素有什么聯系，但它確實有效。什么是糖尿病，就是體內血糖高，進而會引起多器官損害嘛。其實，自然界并不存在天然的糖，糖是人類提煉出來的。在此之前，人們都是吃含糖物質，比如吃淀粉后經過腸道細菌慢慢轉化。細菌太好就容易得糖尿病，你吃黃連素把細菌功能抑制住一些，血糖不就降下來了嗎？這是近期中國人一項重大的發現，其實以后治療尿酸癥或高脂血癥也可以采用這種辦法，當然所選的抑菌中藥種類或配方可能有所不同。我認為很多中藥能夠治療人類疾病可能都是因為改變了腸道菌群。如果用中藥或其他治療方法改變不了腸道菌群，我們可以采用腸微生態（腸菌）移植辦法。
前幾年，國外報道說用腸菌移植可以治療難治性疾病，比如難辨梭狀芽孢桿菌腸炎，這種疾病的死亡率幾乎達100%，而應用腸菌移植的治愈率可達93%，這成了前幾年美國的重大新聞，而且認為這是他們的創造發明。我有一個學生，現任南京醫科大學附二院消化科副主任，在美國做了很長時間的基礎研究，回國后改做腸菌移植，他在Am J Gastroenterology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指明腸菌移植的原始設想不是外國人，而是1000多年前中國的老中醫葛洪，葛洪在專著《肘后方》上就有記錄，吃胎糞上清可治難治性腹瀉，結果再往上溯，還有中醫更早提出，現在全世界都承認了這個事實。
綜上所述，用醫學的方法來研究藥品可能比單純用科學的方法要更加有效，因為它考慮到以人為本，考慮人體的整體條件和復雜因素，在這里我只講了3個方面，其實我可以舉出10種辦法，也許將來還會更多。（待讀）